Jude Howell、邱林川、陈敬慈：中国政府应释放劳工NGO工作者

【明报文章】近年来，中国政府加强了打压公民社会，1990年代以来在珠三角地区服务的劳工NGO（非政府组织）成为了重点的打击对象。2015年12月3日，广州和佛山至少10多位劳工NGO的成员被拘留或者审问，后多人被刑拘、起诉，甚至判刑。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因劳资纠纷而要求组织工会。事件因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左翼学生对工人的声援而引起关注。根据报道，官方至今已经抓捕了超过30名工人、学生、毕业生及其他人员。政府的镇压也蔓延至华南多家劳工NGO，包括并没有涉及佳士事件者。

在深圳劳工服务机构「打工者中心」的两位成员被捕后，官方新华社在2018年8月24日发布错误的报道，指摘该机构「煽动、组织（佳士）工人罢工」。2019年1月，再有「新工亿」、「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」及一家劳工权利律师事务所一共5名职员或前职员被捕。倡导劳工权利的自媒体「新生代」在2019年1月8日和3月20日先后有3位职员被捕。我们在中国从事公民社会、社会发展及劳工关系的研究多年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。对目前的发展，我们十分担忧，也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。

非政府组织不应受政治打压

首先，劳工NGO和中国其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中，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。他们以法律为依据，教育工人，服务工人，协助工人维权。今天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有所提高，劳工NGO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这也符合国家改善民生、消灭贫穷的政策方向。这些劳工NGO从关怀社会弱势角度出发开展工作，并非政治组织，也没有任何政治动机，所以也不应该受到政治上的打压。其次，草根的劳工工作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群体。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，很多草根NGO只能提供低微的薪酬给工作人员。所以，NGO工作者都是以服务弱势、关怀社会的心态从事工作。他们当中有的曾经是普通工人，因自身权益受损而接触NGO，后以自身经验服务他人；有的是有理想的青年学生，毕业后放弃优越的工作机会，成为NGO工作者，无私贡献青春。

加强压制或引起更大社会冲突

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，是疏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。我们观察到中国政府在近年来，一改过去相对宽松的政策，加强压制不同界别的维权人士。我们认为，这不是良好的社会管治手段，也不符合一个繁荣进步的国家形象。长远来说，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。 10多位研究中国劳工和公民社会问题的学者，正发起国际的联署运动（https://forms.gle/gdXdKYxDQU7CHsuMA ）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付常国、吴贵军、张治儒、何远程、简辉、宋佳慧、杨郑君、危志立、柯成兵等被捕的劳工NGO工作者。我们了解到部分被拘留人士没有被允许与代表律师会面，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保障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允许被捕者的家人及律师探访。 只有停止对不同界别维权人士的打压，才能维持真正的繁荣稳定，落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作者Jude Howell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教授、邱林川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陈敬慈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